科幻作家郝景芳的《北京折疊》，可謂是對現代社會“區隔”的隱喻，上流、中產和底層人群看似生活在同一個時空中，卻相互割裂，且并不均等地占有空間和時間?！罢郫B”的社會景觀，已經從城市拓展到了鄉村，乃至人們普遍認識到了分層、區隔在生活系統中的支配地位。

鄉村社會的市場化轉型，已經持續了40多年時間。在市場化轉型的前20年時間，市場邏輯只是在生產領域凸顯出來。鄉里鄉親和親戚朋友中，有些人成了富人，有些人成了窮人，但他們都還生活在同一個村莊，共享一套生活系統，遵循共同的社會文化價值。鄉村社會雖然分化了，卻未必真正有分層，更談不上社會割裂。但是，進入21世紀以后，市場邏輯開始殖民鄉村社會的生活世界。一種顯示身份的消費文化，開始在鄉村社會中流行開來。富人們在仿照城市生活方式“過日子”，洋房、高檔汽車等耐用消費品，既是生活所需，更是一種文化象征。甚至于，富人們開始構建新的生活方式，并支配了鄉村社會的文化再生產。

富人們的“人情”和“面子”，看似還在遵循鄉土邏輯，卻在時時刻刻制造和窮人的文化區隔。富人們的人際交往圈，都是有共同“愛好”的人，而這些“愛好”，往往是建立在高消費的基礎上的。甚至于，哪怕富人們需要在鄉鄰和親戚朋友走人情，其意義也不再是互惠和儀式表達，而主要是為了彰顯其“大方”，如酒席要有極高的檔次，前來吃酒席的親朋好友不僅不要送禮金，還會得到主人家的大紅包。如此，窮人和富人雖然還有千絲萬縷的社會關聯，但他們已經不是同一個圈層的人。甚至于，在富人支配的社會交往規則下，窮人們之間也不好緊密交往，他們辦不起酒席，走不了人情。

鄉村早就不是一個均質的社會，富人和窮人生活在不同的時空“圈層”，富人的社會資本越來越多，而窮人的社會資本越來越少。

富人生活方式在鄉村社會中的示范意義實在是太大。在普通鄉民眼中，能否過上和富人一樣的生活已經不是選擇題，而是一道必選題。資本主義文化再生產的邏輯已經開始主導鄉村社會，能否過上高消費、有面子的現代生活，關系到普通人的生活價值能否實現，也關系到家庭再生產能否順利進行。于是，普通家庭砸鍋賣鐵也要讓子女過上“富人”生活，鄉村青年得在城里有一套房，擁有一輛車，小孩盡量在城里上學。只不過，普通家庭再努力，也僅僅是過上中產生活而已；而真正的富人，已經遠離了他們的生活世界，早就隱身在另一個時間和空間了。

要是某個普通農家遭遇天災人禍、命運多舛，他們大概率會被那個想象的溫情脈脈的鄉土社會加速拋棄。普通農民家庭已經因為要進城過上中產生活方式而耗盡了家庭資源，根本就不可能有條件來資助窮親戚。而那些富人們，他們也許會資助窮親戚，但每一次資助都是慈善—而不是出于親情鄉情的責任和倫理。這對窮親戚而言，無異于人格上的羞辱。最重要的是，由于不是生活在一個圈層，他們薄弱的社會關聯實在經不起幾次“借錢”的消耗。

當然，如果人們覺醒得快，承認這是一個折疊的社會，承認窮人和富人之間的地位差距，而不再執著于所謂的鄉里鄉情，這個世界也照樣正常運轉。